“飞鸟尽证券配资APP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良狗烹。”这句话用来形容君主对手下臣子，尤其是功臣的不信任，最终导致他们被残忍地处决。历史上，很多帝王都习惯清除那些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，以防他们威胁到自己的政权。然而，唐太宗却是个例外，他不仅从未轻易处决功臣，许多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大臣们也都得以善终。即便是在侯君集谋反之后，他还曾在面对唐太宗时说过：“我为你攻破了两个国家，能不能不要杀我的家人？”如果这句话出现在刘邦或朱元璋的朝代，恐怕说话的人早就没命了。唐太宗为何如此宽容对待功臣？四个重要因素决定了他与刘邦、朱元璋的不同之处。
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刘邦和朱元璋的继承人是谁。刘邦的继承人是汉惠帝刘盈。刘盈的童年并不幸福，刘邦偏爱赵王刘如意，一度想废掉刘盈改立太子。而刘盈的母亲吕后权力巨大，这种家庭背景加重了刘盈的软弱，使他变得极其胆小。这样性格的刘盈很难做出果断的决策，甚至对待臣下也过于宽容。为了稳住局面，吕后引来了“商山四皓”来辅佐刘盈。刘邦深知这些功臣若继续活着，必然会对政权稳定造成威胁，因此他不得不找借口逐一清除功臣。事实证明，刘邦确实没看错，即便他一度解决了功臣的问题，外戚势力的干预依旧导致了汉惠帝的政权动荡，最终被拉下台。
展开剩余76%朱元璋的情况类似。原本他选定的储君朱标，仁慈且不失威仪，得到了许多武将的支持。然而，朱标去世后，朱元璋深受其影响，最终将继位人选定为朱标的儿子朱允文。此时，许多大臣的心态便发生了变化。朱标死后，朱元璋杀的功臣数量远远超过了朱标在世时的数量，原因在于朱标的妻子马皇后和一些其他官员多次劝阻朱元璋。而朱元璋深知权力的稳定需谨慎把握，才并未做出太多残酷决定。
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则截然不同。他早期选定了长子李承乾为继承人，并倾注心血培养其治国理政的能力。然而，李承乾发生了谋反，唐太宗的目光转向了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，最终选择了李治。李治既具慈悲心肠，又不失坚定气度，唐太宗认为他能够稳妥接管政权。李世民虽然是武将出身，但并不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没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内外挑战。唐太宗有着超凡的武力，一开始便承担着国家的大部分军事事务，在李渊建立大唐时，他就已被任命为尚书令、大将军。李世民深知兵权的重担，作为亲自上阵的武将，他更能理解其他武将的处境，因而没有轻易开刀。
再者，唐太宗的治国理念深受魏征的影响。魏征忠诚果敢，敢于直言进谏，常常指出当时不妥之处。魏征的劝谏，使得唐太宗在许多重要决策上更为慎重，尤其是在面对叛乱时。例如，侯君集谋反时，唐太宗并没有立刻做出结论，而是仔细审查事情的真相。侯君集的案子，由于举报者是其同僚，唐太宗深知其中可能存在私怨，因此决定亲自审理。唐太宗对侯君集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功劳巨大，我不愿让普通审判官侮辱你，所以亲自来面对你。”听到这番话，侯君集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，只得坦然赴死，且唐太宗最终并没有惩罚其家人。
相比之下，刘邦和朱元璋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手段。刘邦作为乡村出身的平民，他的内心并没有太强的安全感。他选择杀掉那些他认为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功臣。而朱元璋同样是贫苦出身，他对身边的武将同样没有信任，最终只能通过血腥手段来消除威胁。两位帝王出于对权力的恐惧和不信任，往往选择大开杀戒，从而使得许多无辜的功臣丧命。
唐太宗的宽容与仁德与他们的做法截然不同。李世民深知臣子与君主之间微妙的关系，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判断。当他处理功臣的事务时，他总是考虑到人心的变化，并采取稳妥的手段。即使面对谋反之事，他也未曾草率行事，确保了大唐政权的稳固。
总的来说，帝王与臣子之间的关系，往往是相互影响的。君主若视臣子为手足，臣子也会将君主视为腹心。若君主将臣子当做犬马，臣子则会视其为国人。而若君主轻视臣子，将他们视如草芥，臣子也会对君主心生反感，甚至为国而叛。唐太宗以仁德为本，凭借对自己实力的自信以及对人性的理解，成功地避免了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的残酷手段。而在绝对的皇权之下，若君主的权力滥用，便会让整个国家陷入危机，甚至让许多无辜的人为此丧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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